在中国，描写青楼生活的作品不少，有的以人道主义精神下笔，有的以猎奇的态度欣赏。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青楼世界，把它置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宏大系统中进行观察的，却是很少。其实青楼这样的下九流社会场所，恰恰汇聚了社会文化五光十色的各个侧面。研究中国文化如果企图绕开青楼，那肯定有许多问题是谈不清楚的。

    青楼一词，原来的意思是用青漆粉饰之楼。它起初所指并非妓院，而是一般比较华丽的屋宇，有时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太平御览》、《晋书》和魏晋南北朝的许多诗文中都是这样使用青楼的。但由于华丽的屋宇与艳丽奢华的生活有关，不知不觉间，青楼的意思发生了偏指，开始与娼妓发生关联。唐代以后，偏指之意后来居上，青楼成了烟花之地的专指，与平康、北里、行院、章台等词相比，不过多了一点形象感，多了一丝风雅气息而已。

    为什么会有青楼这种东西出现?

    说穿了，这是男人世界的产物，是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的社会事实。关于青楼妓女的起源，古今中外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姑且下次分析。

    本章主要说说，青楼为何要开在考场的对门？

    青楼莺声为谁啼?

    青楼开在考场对门反映了生意人的精明

    任何产品的成功推广，都要试销对路。

    古代的青楼，招待的多是读书人，常见的称呼是“士子”。当时的“士子”地位很高，人数也少，他们口袋里揣着的银子与诗稿，是青楼大院最好的两样通行证。对青楼的老板来说，有银子就是大爷，是活菩萨，故而对其热情高涨;而对青楼妓女来说，她们多数是文学爱好者，因而面对满腹诗文、锦绣文章的才子，便不时秋波暗送，做做佳人会才子的美梦。所谓“鸨儿爱钞，姐儿爱俏”，这都是青楼千古不变的真理。

    旧时的考场叫贡院，尤以人才辈出、历史悠久的江南贡院为最，经历朝历代不断扩建，至清同治年间已形成一座占地三十余万平方米、仅考生号舍就达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相当于3个北京的故宫大，成为明、清两代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科举时代共产生过800多名状元，而半数以上都出自这个考场。众多历史名人如唐伯虎、郑板桥、李鸿章等，更是由江南贡院走上历史舞台的。

    在考生眼里，贡院是他们通往富贵功名的必由之路，因而，每当开科取士之年，自然引得四方士子纷至沓来。既然考生云集，他们的吃住玩乐都要有人照应，这便给商人发财提供了机会。许多青楼、酒楼、茶馆应运而生，贡院边上的秦淮河，也因为这些设施而变得妩媚动人，形成“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的一派繁华景象。

    从古至今，关于才子与佳人的风流韵事便经久不息。唐代士子高中进士后，向钟情的妓女写情诗、炫耀才华，在当时是一件雅事。即使科考失意，士子们无奈之下，“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此时，醇酒佳人，又成为减轻他们落榜痛苦的安慰剂。所谓“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是也!

    古代士子力捧青楼三大原因

    秦淮风月之所以兴盛，当然与士子们的大力捧场有关。而士子们捧场的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青楼为士子紧张的考试生活提供了一个舒缓的空间。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机制，有些甚至有人身侮辱的味道。

    据余秋雨先生的《十万进士》里介绍，到了清朝，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为防止作弊，考生们皆身披羊皮做的袍子，满眼望去白花花一片。科场检查十分严格，有着严格的搜身。

    进考场前，两列兵丁夹道搜查，头发都要打散查，衣服夹层都要摸过;盛食物和笔墨文具的是考场统一发放的竹篮，食物要切成一寸以下，使其无法夹带入场;如果一旦发现夹带，夹带人将遭受毒打，捆绑在考场前石柱上示众一月之久，并终身不得参考。

    进入考场之后，考场即封号栅，须等三天考完之后方才打开。三天之中，考生不能动弹，一切吃喝拉撒，都在两平方米左右的号房内解决。一旦天热之际，号房内屎尿泗流，臭气熏天，在这样的环境下答题做卷，没有惊人的毅力，是很难完成的。因而考场3天，对士子们来说不啻于蹲3天地狱，至放榜之日，他们如释重负，如获重生，到青楼潇洒便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我国娼妓之起源，大概胚胎于周襄王时代，齐国管仲之设女闾，即其作俑者。《战国策》二卷“东周”引周文君云：“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按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则一闾为二十五家。管仲设女闾七百，为一万七千五百家。管仲设女闾，等于后世之有花捐也。......我国娼妓制度，既自“女闾”开其端，自此以后，无代无之。唐承六朝金粉之後，娼妓之多，空前未有。约分家妓，公妓两种。长安都城中有所谓“北里”、”平康里“舆“教坊”者，即为当日风流渊蔽。(摘自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

    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国，就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

    《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份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孔夫子说没有管仲，他要披发左衽(右边为任字)，变成外国人了，这么推论，使中国国泰民安，身为“女闾”的人，以血肉之躯，“以充国用”，的确功不可没。虽然她们的痛苦如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管仲时代妓女的主要来源，是奴隶，就是所谓“奚”。奚字在象形文字中，是“手持绳圈套女人”，套到女人操皮肉生涯，加入公营企业，这种妓女，就是“官妓”。官妓的制度在中国持续极久，《吴越春秋》说“越王句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就是官妓。《万物原始》说“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就是官妓。《南史》说齐废帝“每夜辄开后堂，至营署中淫宴。”就是官妓。官妓的来源，主要有三：

    一、罪人家属--古代的人权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族。一个人犯罪，常常连累到一家。通常的公式是：男人给宰了，妻女则沦为官妓。

    二、奴隶买卖--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在人口比例上比中国多;但在时间持久上，比中国短。中国买卖奴隶，有过“与牛马同栏”的大场面，人变成牛马，还有什么可说?

    三、堕入风尘--是变相的一种人口买卖，只不过被买卖的，原属良家妇女。《北里志》所谓“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就是这一类。

    因为公营，所以官方设有专门的机构。这种机构，在唐朝先属“太常”，后属“教坊”，由“乐营”管辖。《云溪友议》记有“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的一个特例，是两个信释道大官的德政，反证了当时“乐营子女”是不能外住的，官妓的没有肉体自由，是和没有人身自由一致的。

    因为没有自由，所以任凭处理，前程莫问。汉朝本来对“群盗妻子”发配为营妓的，但是李陵行军时，发现她们，就一律给杀掉;宋朝平北汉，北汉“献官妓百余人于宋”;胜利者意犹未足，还“夺其妇女随营”。宋朝的官妓，从宽录取，不但把罪人家属当公娼，甚至把良家妇女“系狱候理者”(在看守所中等待判决的)都派上用场!甚至公然去抢来，逼良为娼!或者干脆诬陷良民为盗匪，以便将家属收为官窑子!更妙的是：王安石变法时，一切都公卖，酒是其中之一。为了卖酒，居然派妓女助售--“官卖酒用妓作乐”!

    《都城纪胜》书里说：

    “官库则东酒库、南酒库、北酒库、上酒库、西子库、中酒库、外库、东外库，每库皆有酒楼。若欲美妓往官库中点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隐庇推脱。须是认识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

    这就是酒家的前身。现在中国人很难知道：酒家原来是官办的，最早的目的是推销政府造的酒，“以充国用”。这是一位立身谨严的政治家王安石出的怪主意。王安石本人，在别人请他吃饭以妓作陪时候，拒绝入席;但他却和管仲一样，为了“以充国用”，竟不惜油然而生“皮肉之见”，使政府大吃其软饭。这些大政治家的举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谚语--“伟大的人有伟大的错误”。

    难乎为“妓”--以充文用

    官妓演变到明朝，有了严格的发展，《国初事迹》记明朝公娼情形说：

    “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

    这是很清楚的“公务员金字上酒家”模式。但这种禁令有效吗?《五杂俎》的记录，有了以下真相：

    “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辄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然。至‘明英宗’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轫(左边为牛)里干(门中干字)。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这段文献，透露了两种“家居”情况：第一种家居，是“缙绅”先生在家里叫姑娘，姑娘做应召女郎;第二种家居，是姑娘在家里接客，姑娘做陶公馆式私娼，两种家居都可逃掉政府的禁令，使官妓制度，遭到反托辣斯的抵制。

    其实，明朝这种知识分子与妓女的情孽，本是渊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为流行。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秦楼楚馆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的作品，从这些结果看，中国娼妓不但达到了“以充国用”的特殊效果，又给中国饮酒作乐的知识分子“以充文用”，风化出他们笔下的文学。流风所及，中国文人几乎无一不跟娼妓饮酒作乐，写诗漫爱。这种“饮酒作乐”的特色，本来是“酒家”与“妓女户”二合一的，到了现在，形式上已经一分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时代，已经完全远去，中国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设想了!

    内外难分--以充家用

    因为特色只此一家，由特色而来的历史，自然也就别无分号。中国历史中，有一种“家妓”。家妓是养在豪门中的妓女，算是自备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还没有资格做姨太太，要生了儿子，才有资格做姨太太。两晋南北朝时，家妓最多：

    《宋书.沈演之传》：“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色放纵。”

    《宋书.杜骥传》：“家累千金，女妓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

    《宋书.范晔传》：“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

    《北史.夏侯道迁传》：“妓妾十余，常自娱乐国。”

    《北史.高聪传》：“唯以声色自娱，有妓十余人。”

    《南史.张怀(玉旁)传》：“居室豪富，妓妾盈房。”

    因为家妓成风，所以许多事件，也因之而起。最有名的“落花犹似坠楼人”主角绿珠，就是石崇的家妓。家妓引起家庭大血案。

    别以为家妓只是豪门自己的规矩，其实是依法有据的。唐朝法令规定：“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磐乐师。”可见官做大了，就可以依法在家开“妓女户”“歌舞班”玩。相对的，官不够大，自然就不能乱开。《南史.王宴传》：“宴从弟诩，位少府卿，(束力)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妓。诩以畜妓免官，禁锢十年。”

    现在人称自己太太做“内人”，如果这位太太是“从良”了的，倒真名符其实。原来唐朝称妓女叫“内人”。《教坊记》里说：“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

    张佑的诗说：“内人已唱春莺啭，柳枝磋磋(单人旁，醉后起舞貌)轻舞来。”都特指妓女。可见从“家妓”观点看，妓女倒真正是内人，老婆反真正不内。要内，至多也该叫“内子”。

    内子照《礼记》、《左传》等解释，是卿大夫的正妻;但照《书言故事》、《频罗庵(广改为草头)遗集》等解释，却又指的是人家的老婆，却又明明该是“外子”!但“外子”又明明是指丈夫，于是老婆又变成丈夫，女的变成男的，又势难成立。

    在现代的避孕药具出现之前，过去的青楼女子她们是如何采取避孕措施的呢?

    史书上鲜有记载，野史上也不多见，影视剧里也是轻描淡写了之。巩俐出演的一部电影，就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妓女在接客之前，喝下一种汤药，说是喝了就不会怀孕了。当然，这种药究竟含有何种成分，无从考证，当关于古代的妓女避孕的方法也就众说纷纭。

    有说将麝香放入妓女的肚脐可以避孕，比如堪称中国“红颜祸水”之最的赵飞燕和赵合德两姊妹就有记载采取的是这样的避孕措施。当然，赵飞燕和赵合德两姊妹还不能称其为妓女，但殊归同途。这种贴肚脐叫“了肚贴”。贴在肚脐上，就可以了结女人肚子的受孕功能，再不能怀孕了，不过这“了肚贴”已经失传。

    民间还有记载，据说藏红花是宫廷传出来的避孕秘方，说如果皇帝不喜欢某个被宠幸的宫女，就会让太监把这个宫女倒挂起来，给她用藏红花液清洗下身，据说这样可以将宫女体内的精液清洗干净，还有一些野史，说以前皇帝宠幸妃子后，如果说不留的，太监就会帮那女的推拿，确保皇帝的精液不能留在那女的体内，这样可以起到避孕的效果。

    但是，即使是现在，也没有百分之百有效的避孕措施，韦小宝就是避孕失败的产物。过去许多青楼女子在从良后，都是终身不育的，就是长期饮用破坏生育能力的一种汤药，以致绝育，说是服用被称做“凉药”的一种可以避孕的药，也含有麝香的成分，会影响生育，但不一定绝育。

    也有使用“安全套”的记载，是使用动物的肠衣，有说是羊的，还有说猪膀胱是早期的“避孕套”，但据史料真实记载，西方中世纪宫廷里使用的“避孕套”就是动物的肠衣，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荷兰小帽”。中国古人还用鱼膘作“避孕套”。在博物馆的收藏物中，有古代人用绵羊肠子制成的避孕套，有点接近于现代避孕套的雏形。

    在3000多年前的印度和埃及，像鳄鱼、大象这样被认为具有神秘力量的动物的粪便也被用到了避孕药方中。事实上，由于这些动物粪便具有高度酸性，它的确具有一定的杀精作用。不过，动物粪便所带来的强烈臭味显然会影响古代夫妻们的“性趣”。

    也有采取喝水银的方法，水银的确可以避孕的，但水银有剧毒啊，也许可能喝少量的不会死人。现在，在我国的北方农村，许多老年人年轻的时候就采用喝水银避孕的方法，这肯定对身体有很大伤害。于是，过去妓女们喝的茶水或日常食物中就被放入少量的水银，据说效果很好，当然，妓女们被蒙在鼓里，还以为是可以避孕的香炉灰什么的，不然妓女们知道水银有毒不敢喝啊!

    唐代青楼名妓中，诗才最高的是薛涛。

    《全唐诗·薛涛小传》说：

    薛涛，字洪度，本长安良家女，随父宦，流落蜀中，遂入乐籍，辩慧工诗，有林下风致。韦皋镇蜀，召令侍酒赋诗，称为女校书。出入幕府，历事十一镇，皆以诗受知。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好制松花小笺，时号薛涛笺。

    诗的时风把她熏陶得超凡脱俗，才气超群，与诗人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杜牧等都有唱和。涛诗专集为蜀刻本《锦江集》五卷已散佚。《槁简赘笔》谓涛诗有500多首，较为可信。《全唐诗》收薛涛诗89首，删去伪诗数首，为比较好的专集。

    薛涛“工绝句，无雌声”。其抒情诗名作，可谓是《春望》。

    诗曰：

    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

    若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

    槛草结同心，将以遗知音。

    春愁正断绝，春鸟复哀吟。

    风化日将老，佳期犹渺渺。

    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

    那堪花满枝，翻作两相思。

    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

    此诗写出了诗人的情怀、情思，坦坦荡荡，思绪悠悠，语无雕饰，天然动人。

    薛涛的另一首《送友人》，向来为人传诵，是可与唐才子们竞雄的名篇。诗曰：

    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

    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

    初读此诗，似清空一气;细细玩味，便觉短幅中有无限蕴藉，藏无数曲折。

    薛涛晚年穿女道士服装，居于成都浣花溪旁，终日吟诗修行，颇为凄凉。

    唐代妓女能诗的不止薛涛一人，以诗得名的娼妓很多，她们也留下了不少好诗和诗词佳话。

    刘国容——长安名妓，国色天香，才思敏捷，常与诗人们迭吟递唱。她与新科进士郭昭述情浓似酒，离别时赠情郎一首短诗：

    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

    思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

    使我劳心，因君减食;

    再期后会，以结齐眉。

    许多年后，两人重温旧情，虽不能作举案齐眉夫妻，却也真是生死相恋的一对。两人的故事许久都在长安演绎，而刘国容这几句情真意切的诗句，则更久在青楼和士林中流传。

    刘采春——浙江名妓，极有文才，最长于写诗，当时被称为薛涛第二。她的诗很多，流传也广，《全唐诗》收其《啰唝曲》六首最得人喜爱。诗曰：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

    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

    借问东园柳，枯来得几年。

    自无枝叶分，莫怨太阳偏。

    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

    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

    那年离别日，只道住桐庐。

    桐庐人不是，今得广州书。

    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

    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

    昨日北风寒，牵船浦裹安。

    潮来打缆断，摇橹始知难。

    诗句朴实感人，情真韵切，使那些无病呻吟的风流诗人自叹不如。

    张窈窕——蜀中名妓，擅长写诗，《全唐诗》收录有《寄故人》、《上成都在事》、《西江行》等六首，其中《赠所思》一首，诗曰：

    与君咫尺长离别，遣妾容华为谁悦。

    夕望层城眼欲穿，晓临明镜肠堪绝。

    此诗清丽有情，很为时人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