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爷爷都没对我提起过父亲的事情。

    除了段谨言这个名字，我对他没有任何了解，家里甚至连一张他的照片都没有。

    每次问起我爸的事情，爷爷都会训斥我，但好几次我在问起父亲之后，都发现他在入夜后偷偷一个人喝闷酒，还会抹眼泪。

    此时魏老爷子把我爸的事情摆在台面上，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血脉关乎着我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从小就被人嘲笑是没爸没妈的孩子，这事已经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想到这里，我顿时换了态度：“魏爷爷，您能不能给我讲讲我爸的事情？”

    “你这小子，见风使舵的本事倒是很像你爹。”

    魏老爷子挑起了眉头：“想听？”

    我果断点头：“想！”

    “也罢，四门一脉同源，你段家的望云斋如今还存在着，说明你爷爷已经指定你成为了段家的继承人，有些事，我也该让你知道。”

    魏老爷子取下腰间的烟袋与荷包，坐在沙发主位上，装好一袋烟，对我讲起了一段往事。

    晚清末年，时局动荡。

    皇权羸弱，列强割据，民不聊生。

    内忧外患如浓云压顶，笼罩在亿万华夏儿女的头顶上。

    1910年秋，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一场鼠疫在东北大地上爆发开来，肆虐长达半年之久，波及数省，造成了巨大伤亡。

    这期间，沙俄、日本两国以保护侨民为由，纷纷准备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不惜派兵要挟，妄图攫取东三省警务权，进一步掌控物资富饶的东北地区。

    那一年的东北，饿殍遍野，虽然达不到易子而食的地步，但是卖儿卖女，已经沦为常态。

    奉天也受到了这场鼠疫的波及，许多人因此失业，大街上的乞丐呈几何倍率的往上翻。

    一场灾难，在让东北大地一片狼藉的同时，也成就了许多行业。

    首当其冲的，便是大烟馆，当时瘟疫肆虐，每天都在增加的死亡人数，刺激着许多人的神经，很多有钱的大户们，唯恐自己也会染上鼠疫，抱着能活一天是一天的心态，开始放纵享乐。

    其次，便是典押行业，也就是所谓的当铺，因为人们实在是活不起了，除了仅剩的一身衣服，几乎把能卖的全都卖了。

    当时的奉天城，典押行业共分为三大类：官典、私典、小押。

    所谓官典，指的是清政府国库及地方各库存放典当生息，说白了就是国营企业，而这类官典铺子，对接的也都是一些豪绅和富商，类似于现在的银行信贷。

    所谓私典，指的是个人投资开的当铺，对接的也都是普通商人和民众，至于官典的生意，他们是绝对不敢抢的，这种私典利息极高，而且豢养打手，素来有喝人血的恶名。

    所谓小押，指的是那种没有字号、招牌，也没有官方颁发的证照，在暗中经营的当铺，也就是黑店。

    小押这种铺子，是当行中风险最大的一个，他们虽然给的钱多，但是没有保障，真要是收到了什么好东西，多半会卷铺盖跑路，让主顾连赎当的地方都找不到，所以去小押的人，大多都是死当。

    我的祖上，就是干小押的。

    也正是靠这个行业，才让我段氏一门，得以在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中，未经风雨的延续了下来。

    当年的奉天城，在小押行业里，名声最好的有四家，分别是曲家、段家、宋家和魏家，被称为“四小押”，也叫“小四门”。

    小四门做生意有个规矩，他们不收金银首饰，不收房产地契，只收有年代的字画珍玩。

    只要是被其中一家拒收的东西，另外三家，肯定也不会收，所以外界都传，这小四门，其实是一家的生意。

    还有人曾说过，这四家的门主，是歃血为盟的义兄弟，再早些年，就是一起打穴探洞的盗墓贼。

    因为四门家主年纪大了，怕继续倒斗会有损阴德，伤了后代命数，继而转行做起了典当生意。

    之所以只收出土的黄货，是因为四门的人摸了这么多年地洞，只认得古董，鉴定起来熟练。

    四门由来众说纷纭，真相究竟如何，没人清楚。

    当年的小四门，在奉天城典押行中独树一帜，口碑极好，基本上所有变卖古玩的人，都会首选这四家。

    一来二去，自然会惹人觊觎，当年不论是官方还是匪盗，都对小四门聚敛的财物垂涎三尺，不过在魏家的捍卫下，始终平安无事，因为当年魏家的大公子，是奉天都督张锡銮的侍卫长。

    桑田沧海，岁月变迁。

    大清朝没了，民国成立，袁世凯自封皇帝被推翻，举国进入了军阀割据、兵连祸结的时代。

    对于典押生意来说，世道越乱，也就代表着生意越旺，毕竟在那个人命如蒿的岁月里，什么珍宝，都不如一碗能够填饱肚子的白粥来得实在。

    九一八事变前夕，奉天已经改称沈阳，四门经过历年发展，称得上是沈城真正的豪门。

    好景不长，随着侵略者的铁蹄侵入国门，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似乎有一块巨大的幕布笼罩在了泱泱华夏的上空，让每一个民众都处于恐慌当中，看不见希望。

    彼时，各国列强也趁着华夏国门大开，民族积弱，以巧取豪夺的方式，大肆搜刮中国民间的古董珍玩。

    对于专做古玩生意的四门来说，这是沉重打击，当时驻沈阳的日寇，还要求四门在限期内将全部珍宝上交。

    也就是那一年，我太爷爷面对日寇的霸凌，决定弃商从军，抵御外辱。

    在我太爷爷离开的前一夜，四门家主聚在了一起。

    当时魏家的家主也是个年轻后生，看着满目疮痍的河山，同样满心愤懑，决定跟我太爷爷携手从戎。

    而宋家家主决定带着全家老小投奔去留洋的外甥，曲家家主则准备一路南迁，躲避战争。

    当时我太爷爷劝阻曲家主，说外辱当前，一路躲避，反倒不如上阵杀敌，还这大好河山一片清净，曲家主却一再推脱，说他只要跑得够快，战火就追不上他。

    那一天，我太爷爷摔碎了一个价值连城的战国龙纹玉佩，由四家家主各得其一，约定等战火平息，再重聚沈阳，于每年的九月初九，拿着玉佩残片，在奉天文庙门前碰面。

    那一夜，四门散去，将日寇点名要的宝贝，全都沉了浑河，多年心血付诸东流。

    鱼死网破，老祖宗的东西就算毁了，也不能交给日寇。

    这是无奈，是激进，也是四门与日寇的斗争。

    待全国解放，我太爷爷荣归故里，但魏家的家主却跟他在战场上失散了。

    为了信守承诺，我的太爷爷并没有接受组织安排的工作，而是重操旧业，再度把当铺支了起来。

    自那以后，每一年的重阳节，他都会去鼓楼下面等着，一股浊酒，一碟小菜，一坐就是一天。

    直到文庙被拆除，成为了朝阳街小学的操场，只剩下一个文庙里的名字，也不见其他三门有人来过。

    再后来，我太爷爷过世了，临走前对着我爷爷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要把当铺经营下去，一定要把段家的基业守住。

    但我爷爷也是个不安分的主，抗美援朝一开始，他就关掉铺子去当了兵。

    现在看来，我爷爷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1956年，人民银行召开反高利贷会议，取缔了作为剥削行业的典当行。

    直到八十年代初期，随着我国实行经济改革，沉寂了三十余年的典当行业，才奇迹般的复苏。

    也就是那一年，我爷爷又重新把段家铺子支了起来。

    魏老爷子把故事讲到这里，抽着烟袋沉默了下去。

    我取下颈上爷爷留给我的玉佩碎片，正跟魏老爷子拿出来的一块合在了一起。

    可是，爷爷却从未对我说过四门历史，更没说过文庙相会的事情。

    我看着桌上的玉佩，抬起头问道：“老爷子，您怎么不继续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