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晋国使者的求援，李茂贞不仅断然拒绝了，甚至连使者的面都不见。

    当然，李茂贞也不打算完全占到吴国一方，在吴国和晋国彻底分出胜负之前，他都不会轻举妄动，以免得罪了其中一方；所以他的策略就是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由，拒不接见晋国使者，想要将时间拖到晋吴之战结束后。

    相比于李茂贞的果决，远在蜀中的蜀主王衍就要迟钝得多。

    当初吴国灭梁的消息传到蜀中的时候，王衍还一度担心吴国实力暴增后会不会发兵入蜀，但随着晋吴交战的消息传来，王衍顿时彻底放心下来。

    “晋国可不是好惹的，连梁国这种大国都不是对手，吴国一旦和晋国交上手，没有十几年时间都难以分出胜负，甚至更有可能的是双方拼个两败俱伤，说不定到时候我蜀国还有机会渔翁得利呢”

    这就是当初王衍在得到消息时对蜀国众臣所说的话。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主张坐视晋吴交战，有部分主战派的将领认为吴军主力北上，荆襄等地兵力空虚，此时正是出兵夺取荆襄的机会；若是错过了这个机会，蜀国就只能困守蜀中一地了。

    可惜的是，如今的蜀国早就不是王建时代的蜀国，自从王建死后，当初那些开国老臣不是被王建杀了，就是在接下来这几年里先后病逝，再要不就是遭到王衍忌惮被排斥出了朝堂。

    如今的蜀国朝堂之上，自蜀主王衍以下，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基本上都是安逸闲散之辈，除了闭关自守外，毫无进取之心；所以趁机攻打荆襄的主张刚刚提出来就遭到了否决。

    七月，吴军攻陷怀州，又向东攻占共城、新乡等县，并彻底解除卫州之围；再加上东路军攻占的黎阳、卫县，至此，相州以南、澶州以西的全部地区都被吴国攻占，晋军不仅彻底丢掉了孟州、怀州、卫州三州的地盘，同时也损失近万军队，此外储备的军械辎重等更是损耗不少。

    当然，战争打到现在吴军暂时也无力继续向北进攻，毕竟不管是澶州还是相州、魏州等，这些地区原本就有重兵防守，再加上李存审统领的两万大军，仅仅依靠东路军和中路军显然无法取得进一步突破。

    不仅如此，杨刘南城那边，吴军的围城计划遭到重挫。

    在七月底的一个夜晚，石敬瑭、李周二人率领大军出城发动夜袭，城外吴军修建的营垒中，处在三处主营寨和城池之间的二十多个小型营垒，在一夜之间被晋军攻破了半数。

    好在晋军的夜袭行动最终还是被吴军挡住了，而且在攻破这些营垒的过程中晋军也付出了重大伤亡；毕竟这段时间吴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营垒的防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建设，这些营垒早就修建得坚固无比。

    不仅如此，这些营垒的防御都是单方面针对城池方向，也就是说从城内方向攻打营垒较难，但若是吴军从外攻打这些营垒就较为轻松。

    所以晋军在得手之后也意识到他们无法坚守这些营垒，只好在天亮之前将攻占的营垒尽可能的破坏，然后匆匆撤回城中。

    晋军的这次夜袭行动也证实了郭崇韬等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没有任何人能长时间保持最高警惕，总有松懈的一天；唯有让各军轮流上阵，让那些早就疲惫的将士得到充分休整才能保证军队的士气。

    而从四月底吴军决定各军轮流围城以来，至今刚好三个月，也是时候进行轮换了。

    所以在八月初，杨渥下令从金陵调朱思勍的左武骧军前来东阿，同时命留在东阿、平阴一线的军队以五千人为单位，分批赶往杨刘接替之前的军队进行围城；而撤下来的军队则先在东阿停留一段时间，等左武骧军赶到后，他们将直接退回江南进行休整。

    不过军队虽然进行了轮替，但周本却留了下来，继续负责围城之战。

    东阿城中，原本的县衙经过简单改造后，被当成了杨渥的临时行宫。

    说起来，自从去年八月率军离开金陵展开北伐之后，杨渥至今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有返回金陵了，朝中上下已经有不少人上奏请杨渥回金陵。

    毕竟现在北方的战事进入僵持阶段，尤其是杨刘这边更是决定了以长期围城为主，短时间内难以结束战事。

    杨渥身为吴国君主，若是长时间离开都城的话，难保不会发生变故；不如趁着这段时间的僵持，将

    战事托付给一员大将，杨渥则返回金陵坐镇；等将来战局有了变化后再返回不迟。

    当然，除了上奏请杨渥回金陵的人外，朝中上下关于迁都洛阳的呼声却是与日俱增，甚至这股潮流在最近越演越热，连身为监国的太子杨炅和宗室里如今威望日隆的杨隆演等人也参与了进来。

    金陵这座古都，其作为吴国的都城已有十多年时间；按理说以江淮人为主的吴国政权，在习惯了定都金陵之后，应该不会有谁想着迁都到洛阳去才是；那些主张迁都的人也应该是北方来人，比如郭崇韬、冯道、张延翰等人才对。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那些出身江淮的老臣们，包括陈彦谦、严可求等朝廷重臣在内，此时已越来越倾向于迁都洛阳；而这些人在此之前还一度是迁都计划的坚决反对者。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次晋吴之战让众臣看到了以金陵为都城的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金陵太偏南方了。

    中国的问题从来都只出现在北方，不管哪一朝那一代，他们需要头痛的都是北方不宁；秦汉时期的匈奴人，隋唐时期的突厥人，两宋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人等等。

    甚至就算是在后世的海洋时代，虽然来自海上的威胁一度成为主流，但真要说起来，海上的威胁从来都不是致命的，真正致命的威胁依旧在北方，那头虎视眈眈的北极熊可从来都不是好惹的。

    所以对吴国来说，若是依旧以金陵为都城的话，北方一旦发生战事，驻守在南方的军队将很难及时做出反应，真正靠得住的只有驻守北方的军队。

    而若是在北方驻守重兵的话，考虑到内外平衡的需要，就不得不在金陵附近也驻守大量军队，以制衡北方的军队。

    这样一来必然会造成冗兵现象，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同时南方的军队距离北方太远，久不经战后容易出现军纪松弛的现象。

    最好的办法就是迁都洛阳，这样一来平时在南方就只需要驻守少量军队，保证南方的安稳就够了；而且北方一旦遇到战事，驻守在洛阳的禁军也能够及时作出应对，不至于沦为摆设。

    便是杨渥到了如今都已经倾向于迁都洛阳。

    一来如之前所说，吴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现在的晋国，将来的契丹、党项人等，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威胁，此外吴国若是想要恢复盛唐时的荣耀，那少不得还要经营西北，甚至将势力发展到西域去。

    若是还是建都于金陵的话，别说军队的调动了，就是消息来往也慢的惊人，同样的一个消息从北方传到金陵和传到洛阳相比，至少要多出三天以上的时间，这对应对北方威胁显然极为不利。

    二来则是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掌控力，毕竟威胁来自北方，军队主力也必然驻守在北方，若是离得太远，掌控力自然会下降。

    至于第三点原因，那就是出于与梁国的融合来考虑的。

    毕竟在这个时代，地域的观念早就根深蒂固了，即便是杨渥也难以彻底化解。

    如今的吴国朝堂之上大部分人都是出身江淮的南方人，只有像郭崇韬、朱瑾、冯道、张延翰等少数北方来人得以在吴国立足。

    然而即便是这些人，他们之所以能在朝堂上立足，除了杨渥对他们的才能的欣赏外，同样也是因为他们已经通过联姻等方式融入了南方。

    比如郭崇韬，他的五个儿子除了长子在来南方之前就已经成亲外，其他四个儿子全部与江淮勋贵联姻；冯道、张延翰等人差不多也是这样。

    作为一个有志于统一天下、开创一个全新王朝的君王，杨渥深知吴国朝堂之上不能只有南方人的声音，而必须彻底将其他地区的人才全部融合进来，才能让吴国走得更远。

    而迁都洛阳无疑是南北融合的一步妙棋，可以大大加快吴国与梁国旧地的融合速度。

    毕竟在这个时代，虽然中国经济的重心已经在往南方转移，但比起根基底蕴来说，此时的南方还是无法与北方相比；若是继续定都金陵，这怎么看都有点像是偏安一方的地方割据势力，而不是一个有志于统一天下的正统王朝。

    有这么多的理由在，就不难理解陈彦谦、严可求等有识之士为何会改变态度，转而倾向于迁都洛阳了。

    八月底，杨渥在与严可求等重臣进行商议后，正式下达令旨宣布准备迁都。